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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作家金宇澄:文学就是把那些被拒绝的记忆写出来

来源: 2018-08-31 12:31:26
    波特曼酒店咖啡馆幽暗的灯光下,金宇澄的高鼻深目,形成了一道道明暗交界线,让他的脸部轮廓更为清晰,附近的暗影则与他的黑色衬衫一起虚化于深棕色墙板中,影影绰绰。
    
    这就像如今他回顾青年岁月,有些旧事因其诡谲,而愈加鲜明;更多的记忆,依然藏匿于深色幕布后,永难释怀。
    
    在参加上海书展一场活动之前,他用低沉的嗓音,缓缓说起40年前发生的悬案:当时他是东北某大型农场的杂工“小金”。某日中午,有人发现上海女青年小英死在30米深的水井里,因此这口供几百人用水的井,必须彻底清理。寒夜里,领了一瓶可以祛寒的土造草籽烧酒后,小金与同伴就开始打水,直到把井水掏干。之后,同伴用井绳把小金吊下井中铲沙,忙活了整整一夜。“小英,我宁可一辈子做牛做马,也要走了,我要扑向这块亮光,我做不了这种工作!”在新作《碗》中,金宇澄如此描述在井底仰望井口的心声。
    
    《碗》是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,写了小英坠井引发的波澜及30年后小英的女儿重返老农场的经历。这是长篇小说《繁花》完稿后的一部新作——当时《繁花》即将问世,记录家族历史的《回望》还未动笔。
    
    与《碗》同时出版的,还有金宇澄另两部小说集《轻寒》和《方岛》,收录了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短篇。这三本书以不同的方式,触及了金宇澄的少年记忆。“每个作者最大动力源就是少年时期了,我同样很难跨越,绕不出这一块,绕出去肯定就是陌生。”
    
    相比6年前《繁花》出版时,金宇澄更瘦了。《繁花》大卖后,这位有着30年工龄的文学老编辑更忙碌了。他需要处理很多事务,包括始终有待回答的采访提纲、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函。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劳累,声音也苍老了些。
    
    世界充满了模糊的区域,充满了某种暧昧
    
    “小英到底是怎么死的?”
    
    “不知道,我真不知道。”
    
    小英的死因,是《碗》最大的悬念,高悬于许多人物的头顶,她仿佛活着,随时会牵动更大的波澜。书里也并没给出最后的答案。“我们是习惯上这样觉得,世上任何的事,都是应该被知道的,可是除了上帝以外,这世界大量的事还真没人会知道,是永远破不了案的,现实真这样。”
    
    小说《轻寒》与纪实作品《碗》,创作时间隔了20多年,同样布满悬疑。在这篇1991年发表在《收获》的中篇小说里,金宇澄写了一连串发生于江南小镇的细节。日本兵即将到来,居民纷纷逃离。在一个弥漫着浓重咸腻气味的腌肉店里,老板和两个女佣先后悄然失踪,只剩女主和一个伙计。太湖上渺茫的芦苇荡,纵横交错的水道,不知道藏匿了多少尸体。小说中人物的关系,也如这些复杂水路一般,湿气氤氲,迷离无解。
    
    《轻寒》源于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。在金宇澄祖籍的江南小镇黎里,沦陷时期日军只驻扎在附近的平望,但是向镇上要女人,镇维持会开了几天会,最后把几个最无依无靠的尼姑用小船送到了平望。这天早上,女人的哭声穿过一个又一个桥洞。父亲曾向金宇澄多次提起此事,“这哭声影响了几代人,我一直无法忘记这哭声中的现实”。
    
    《轻寒》中的小镇景物纤毫毕现,但是描写人物关系的笔触却扑朔迷离,像是有多个出口的迷宫,可从多个方向来解读,充满了文学的不确定性,只有镇上的咸肉店,终日弥漫腐败的气味,芦苇荡里消失的尸体,使气氛愈加阴森。故事里的那些男女是怎样的关系?那些突然消失的人到底去了哪里?在金宇澄看来,这些谜语,也正是小说“好玩的地方”。“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,可以有这种悬疑的成分。我一直是明白的,明白我们的读者比作者更聪明,有时作者如果把什么都写清楚,往往也可能就不好看了,写清楚了也可能就是作者的某种短板。我觉得做出一些空间是更有意思的想法。”
    
    金宇澄觉得,“世界充满了模糊的区域,充满了某种暧昧,它应该永远是一种写作的主题”。这种状态,应该是人最复杂的反映——人完全可以通晓更多的信息,却仍然搞不清真实情况。“简单说,人只有两大特点,一是会千方百计打听别人的事,八卦。另一头,就是必须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隐私。”
    
    小说“影视化”之后,语言就变得不重要了
    
    2012年《繁花》出版时,金宇澄恰好60岁。读者惊异于这位“大器晚成”的小说家横空出世,而其实他始终是“潜伏”于文坛。这位《上海文学》的执行主编,曾在1980年代发表了不少小说,然后编辑了大量别人的小说,搁置了自己的创作。
    
    此次“世纪文景”出版的《轻寒》和《方岛》,展现的正是《繁花》前的金宇澄。“看这些小说,仍然觉得当时写得挺好,很多优点,就像看我年轻时的照片一样。外表是年轻时好,年纪大一些,知道的东西多一些。”他笑着说。
    
    今年,自他成为文学编辑,刚好过了30年,他应该是深刻理解文坛之人的。“编辑的好处是,可以看清楚作者们各自的长处和短板,包括很知道他们的脾气、性格甚至八卦。而作者并不会这样去了解编辑,了解到这样深,甚至有些作者居然会觉得,编辑并不是那么重要的,这点点滴滴种种,编辑的感受是最深的”。
    
    金宇澄提到不少已经退休的老编辑,已经处于完全退出的状态。“也就是说,自己曾为之奋斗的、为之努力一辈子的工作,可以从此不再提起了,变成很遥远的事了。编辑,确实就是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职业。”那么,他们是否还应该创作呢?“这在我真是一种矛盾,当然我不希望我的同事写作,当年我就放下了写作。两者并行其实是互相影响的。但另一方面,我现在看到年轻的同事们,会想到我的青年时代。我也真希望他们都不应该这样放弃自己,真应该有自己的写作天地”。
    
    成为编辑之前,金宇澄是一个有理想和热情的小说作者。他眼中的1980年代也是一个“极有文学追求的时代”,“那年头的作者们,变着法儿突破文学样式,挺让人怀念的”。到了1990年代,“就成一个发展经济时代了,完全变了面貌”。有一段时期,几乎全社会都在打公用电话,就像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那样,人人都在打电话,我有塑料粒子,我有几吨钢材、几辆桑塔纳,人人都在做生意。文学则开始了不景气,像《上海文学》这样重要的文学杂志也几乎发不出工资,整个编辑部甚至拉到山西为当地的煤矿写书,赚点广告费。
    
    这种变化,也体现在30年间他过手的稿件中。1990年代的影视剧成了很多文学作品的出路,作者也可以借此获得更多报酬。这样的趋势,使越来越多的小说逐渐成为“好故事”。文学创作开始强调要由故事完整性的意识推动,不再注重文本和语言。而《轻寒》仍然注重语言,单从故事意义上说,它简直千疮百孔,各种得不到破解的悬念,可阅读的趣味也恰是在这些缝隙之中。“我一直这样认为,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了,你打开一本书,读者并不会立刻知道你的故事,是看你用什么语言来吸引住他。语言是第一位的,不是内容。”
    
    “小说改编成影视,这些曾经的文本意识、语言特征等等,都没有用了,只有故事是有用的。”他也非常理解这种转向,影视的影响力也确实远超于一般意义的小说,小说创作的倾向,因此被无可奈何地改变了。
    
    但从早年作品《轻寒》《方岛》,一直到6年前的《繁花》,可以看到金宇澄对文学有一以贯之的理解和坚持。在可改编程度上,王家卫曾评价《繁花》“没有一点影视的倾向”。金宇澄认为,这是导演对作者的最好褒奖。
    
    谈到王家卫出手电影版《繁花》,金宇澄说:“我心中的人和风景,其实都是文字的,是非常抽象的,文字无法与影像对号入座。而导演心中的叙事位置,最重要的始终是图像,而且他的风格非常个人化。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个很仔细的人了,但是和导演的细致、认真比起来,我真的是甘拜下风。”
    
    《碗》《轻寒》《方岛》
    
    金宇澄 著
    
    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2018年8月版
    
    专访金宇澄
    
    第一财经:看到新书里,你一会儿是棺材匠,一会儿下井清理死亡现场。当年在农场,你是怎样一个角色?
    
    金宇澄:算是落后分子,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人,杂工,属于“基建连”,也就是机动人员,农闲时期很多杂事我都要去做。《碗》里写的那都是真实的。掏井的事儿,你也得去做呀。
    
    第一财经:同样是当年插过队的知青,每个人选取的记忆都会不同。有人的记忆已经模糊了,有人记录下许多悲喜交集的岁月,有人则觉得当年很好。《碗》和《方岛》中对那段时光的描绘,有强烈的个人色彩,比如你会格外关注一些处于困境之中或生死边缘的人。
    
    金宇澄:人的兴趣就是那么不同的,同样住一个地方,天生就出现一百种的兴趣,完全不一样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记住特别的事情,比如《碗》里写的那个硝皮匠,曾经“背叛革命”,是因为受不了刑讯逼供,屁股上被国民党用红铁烙一大块火印,立刻就招供了,他经常可以脱下裤子,给人看他这个烙印,这对我是一种很难忘记的真实感。人人都有一个卫星天线,但是每个人的接收频道都不同,有些天线根本不设置这类频道,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
    
    我所知道的文学,也就是把那些被拒绝的记忆给写出来,像是一种废物利用。写出来了,也许就有一点用了,一般大概不会这样想,你记住这些负能量的细节干嘛?你应该健康或开心生活才好啊。但这些旧事需要保存,需要被知道,需要作为回顾的星星点点的指标,让我们记住曾经的道路和种种比照。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写作的意识,大概是天生这样记着吧,所以对于写作的细节记忆,大学里应该是不容易教出来的,很需要天生就喜欢的人。
    
    第一财经:《碗》从农场岁月一直写到当下,当年朝夕相处的人们如今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。2006年,知青重返东北农场忆旧,一群人经济条件好,是坐飞机去的;另一群人相对没那么好,坐着火车去。两群人相遇的场景,充满张力。
    
    金宇澄:这方面的现实,比我写的这个更厉害,大面上说起来,这是一个整体,却也是代表了光怪陆离的整个时代景象。我写这些大大小小的纠葛,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。这个群体从青年时代一直到现在,可以说从来就是这样的,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统一过。那是因为五方杂处,各种出身和各种的价值取向形成的,这就等于说,他们就像这个社会一样,洋洋大观。那一辈人,很多都没受什么教育,沟通和处事方式从青年到老年,也都是非常松散的一种构成,很多矛盾是无解的。
    
    第一财经:你是著名作家,去参加知青聚会的时候,当年的老战友会对你另眼相待吗?
    
    金宇澄:我几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,但是2006年去过一次,就是记录《碗》的那次。那时我还没写《繁花》,很多事也都是个别知青朋友传递给我的。
    
    主要原因是,每参加一次聚会,我最不想回顾的当年,又成了情景剧复活了一次。当年有职务的小领导们又开始吆喝指挥,让我完全回到了过去,这恰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境况。我刚才说了,每人的记忆频道是如此不同,应该尊重人有各种需求和特点,而且经历了那么多的变革,我们应该有所反思,看着这种旧关系,应该有各种新体会,哪怕就是回忆,也不能一跤跌进去,甚至乐不思蜀。我比较反感的是这些。
    
    当然我也理解,我发现,凡是当年在那边谈了恋爱的,都特别怀念那段生活。而在我的记忆中,那地方完全是冷灰色的,这应该和《碗》中所写的,我没在那地方恋爱有关。所以我很少聚会,也不愿意返回那个老地方。在《碗》里我也写到,我没有参加北上聚会,只是看“纪实频道”拍回来的片子。
    
    第一财经:写《碗》的时候,你已经离开农场40年,你的文笔依然年轻,看不出是一个过来之人忆当年。听说你很喜欢和年轻人相处,还精通星座……
    
    金宇澄:写作上我一直注意消除阅读的代沟,比如很注意不用那种年代的某些老词,比如“知识青年”,我会写为“小青年”“青年人”,希望尽量靠近现今的年轻人,让他们的阅读尽量没障碍。虽然这事情发生40年了,要让他们感觉像是昨天发生的事。
    
    这种习惯,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的,人脱离了一个环境,就会变。现在我杂志的编辑都是80后、90后了,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,我一直得到很多,他们非常重要,也应该是我辈的传承。星座也就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看人的某种话题和角度,也因此,世界变得更多元、更难解,也更有意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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